明清德州善飲尚武之風探源

刊於2020.10.16德州日報德週刊4版 □本報特約撰稿人 王德勝


明清大運河航運鼎盛時期,德州沿河州縣社會風氣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這其中,嗜酒與尚武之風尤為突出,它與歷史習俗有關,更與大運河的興衰隆替相連,是運河區域社會變遷在民俗領域的重要表現。

農業文明發達,善釀和嗜飲自古就有端倪

大運河在德州主要流經的夏津、武城、德城區三地,歷來就是高粱、小麥、大豆等農作物的豐產區,這些作物是釀酒制曲的主要原料,是釀酒業發展的物質基礎。

據武城縣酒博物館工作人員考證,早在商代,武城即產國酒“秬鬯”。在夏津,隋末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夏王醉香酎”的傳説至今廣為流傳,顯示着這裏的釀酒歷史,至少可追溯到隋唐時期。宋代釀酒技術得到了很大提高,酒類的品種也越來越多,而且名酒頻出。南宋朱弁撰寫《曲洧舊聞》卷七載有張能臣著《酒名記》,列舉北宋名酒223種,其中山東酒27種,德州碧淋酒名列其中。據考證,這應該是一種以小麥為主要原料的低度酒,屬白酒中的一種小曲。

與之對應的,則是因地利而飽受戰爭摧殘的德州人性格嬗變,民風也由舒緩知禮變得勁悍剛武,從官宦富商到俠義好漢,再到販夫走卒,喜歡喝酒的人越來越多。

明清時期的德州得到大運河的眷顧。從明洪武三十年(1397)設衞築城開始,德州便被大運河拉進商貿繁華都市行列。清初,伴隨匠籍制度的鬆綁、酒禁政策的解除,德州釀酒業突飛猛進,釀酒技術全面提高,湧現出一批享譽大江南北的酒類名牌。

最有名氣的當屬羅酒。雍正《山東通志》記載:“羅酒,出德州羅氏,色白而味醇。 ”在德州,除羅氏酒坊之外,很多釀酒者也開始釀製以羅酒為品牌的美酒,從而使羅酒產量逐年增長,並在市場中佔據顯赫地位。王培苟《鄉園憶舊錄》、朱文盎《與田綸霞索羅酒》、楊鍾羲《雪橋詩話》、王士禎《分甘餘話》、田雯《古歡堂集》、徐元文《含經堂集》均從不同的角度讚美羅酒的品質,記述德州釀酒業的繁榮,在文人筆下,德州酒光彩照人。

繼羅酒之後,德州又釀出著名的盧酒。盧酒產於德州盧家。乾隆時期,盧見曾出任兩淮鹽運使,他攜帶家釀美酒南下,轟動南國,世人遂知盧酒之名。當時的品酒家袁枚曾排列南、北名酒的位次,首推南方金壇於酒,次推北方德州盧酒。他在《隨園食單》中介紹説:盧酒乃“盧雅雨轉運家所造,色如於酒而味略厚。 ”

除此之外,德州歷史上還有墨露酒。清田雯所著《長河志籍考》中記載説:“又有墨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 ”詩人查慎行在《德州同年李文眾招集見可園》這樣表述:“亭台縱好須賢主,子弟多才必世家。直得此間成茗芋,甕頭墨露不須賒。 ”

與 此 同時,德州人嗜酒善飲也開始有了名氣。朱國楨,浙江吳興人,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累官國子監祭酒。他在《湧幢小品》(卷21)中記載:明代東昌府夏津人慄祁酒量特別大,他在朱國楨的故鄉做客,用3斤一個的酒杯,連幹4杯,面不改色,就像沒喝酒的樣子。清代著名學者,淄博人王培苟在其《鄉園憶舊錄》中記載:“德州蕭共辰,嗜酒,飲必醉,醉必吟詩,佳句多有。 ”

衞城多兵士,尚武、仗義之風薰染民間

尚武與仗義似乎天生與酒有不解之緣。德州土地上,既成就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也有隋末起義軍領袖竇建德高台點將,更有顏真卿平原郡阻擊安祿山的忠義擔當。明清兩代,運河德州區域更是好漢輩出,民風剽悍。

從城市淵源看,德州人尚武。明朝初年,隨着德州城的建立,第一批原住民就是衞兵,衞城之外,軍屯綿延百里。到了清代,又開始設置滿洲駐防兵。兵多,就尚武,不僅僅在兵營裏面,更輻射民間。久而久之,在社會上形成了濃郁的尚武與仗義之風。昌伊蘇,滿族正黃旗,德州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武狀元。朱彭壽《舊典備徵》中記載,有清一朝268年中,產生了109名武狀元,只有3個旗人得了武狀元。昌伊蘇即為3人中之一。中狀元之後,他被授予頭等侍衞,在德州建了狀元府邸,御賜“武魁”牌匾。如今德城區的狀元府社區就是由此而來。

從民風看,德州人嫉惡如仇。清末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運動,最初流行於山東、河南等地,以設拳場、練拳術等方式組織羣眾。在平原、恩縣一帶,義和團第一次統用義和團的名稱;在槓子李莊,第一次打敗縣屬兵勇;在大芝坊村的森羅殿第一次與清軍正規部隊交戰,平原、恩縣境內的義和團運動在歷史的長河中,譜寫了極為重要的篇章。

從性格上看,德州人仗義剛猛。歷史上有名的黃三泰鏢打竇爾敦的典故就發生在德州,其地點就在老東門外青龍橋附近。尚雲祥,形意拳大師,德州樂陵尚家村人,曾被清朝大內總管李蓮英聘請護院,後在李存義北京沛城鏢局、保定萬通鏢局主持大局。 1929年,南京國術擂台賽聘他為仲裁委員。1931年,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組建大刀隊,專門從老家請來尚雲祥傳授五行刀法,開展近距離突襲和夜襲。尚雲祥年過古稀時還曾説:“我再有三十年陽壽,就再打它三十年剛勁。 ”

明清大運河漕運發達成尚武與嗜酒風氣的關鍵

德州運河沿岸州縣尚武與嗜酒之風的形成與傳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明清時期運河州衞駐軍及運河商業繁榮帶來的風氣。

駐軍引領。明初德州因設衞而築城,清朝有滿洲兵駐防。眾多的兵丁除漕運、巡堤、護壩、守城外,習武操練是必須的功課,久而久之,周邊村民、州民也學會了功夫。除此之外,這些當兵的人,性格粗獷,錢多嗜酒,直接帶動運河區域嗜飲之風。

歷史上,農業文化在德州一直佔統治地位。但運河區域文化卻獨具特色。運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徵是交流。官方漕運和民間運河商業活動繁榮了運河沿岸市鎮的經濟,催生了酒文化的傳播。明代漕軍總數龐大,他們在完成官方漕糧的同時,還會明裏暗裏夾帶一些商品謀利,以彌補漕運費用的不足。這些交易主要在運河沿岸市鎮進行,繁榮了運河兩岸的市鎮經濟。南北商人沿運河而流動,致沿河市鎮,商貿興盛,商家雲集,商事眾多,催生了飲酒應酬風氣的形成。

文人推波助瀾。德州文人多。《德縣誌》記載,明清兩朝以來,德州共考取舉人466人,進士128人。出現了一門八進士的盧家、一門六進士的田家等仕宦家族,除了入選“金台十子”的田雯、謝重輝之外,更創作了一大批文學精品,僅收入《四庫全書》的就達10種50餘卷。文人好交友。明清德州一度有“燕齊都會”(李明誠《醇儒書院記》)之稱,當時國內的著名文人,如明代的馬中錫、董其昌、王世貞,清代的錢謙益、顧炎武、王士禎、高鳳翰、鄭板橋、紀曉嵐、孔尚任等也都紛紛來德州交友、著述、講學或者揮毫作詩題字。文人接迎送往,詩詞應答,美酒成為最好的媒介。這也是德州明清三大名酒都產自文人家族的原因。他們品酒暢聊,對酒文化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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